股票配资门户网站听说“七七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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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5-07-29 05: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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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的职位也越来越高，到最后他自己都开始担心职位太高会引来麻烦，于是他就向组织报告，请求指示。
没想到中央领导回复说：“大胆地往上努力吧。”
这位特殊的中共工作人员究竟是谁？他在敌方内部达到了什么样的地位？中央的领导层为何要他勇敢地往上攀登？
小明是个天才少年。
1908年，在黑龙江巴彦县万发镇的一个小村庄雌凤岗屯，一个新生儿的哭声宣告了李家新成员的到来。
这个孩子名叫李亭芳，是家里寄予厚望的长子。他从小就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和悟性。五岁那年，他进了私塾，三个月就能背诵《论语》了。
课余时间，他最喜欢做的事不是玩，而是拿着一本旧旧的《水浒传》来看。
他特别敬佩宋江那种“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从小就把自己的绰号定为“时雨”，意思是“及时雨”，长大后干脆把名字改为李时雨。
1926年，李时雨进入了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当时，同学们私下里传看的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他中学一毕业就进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头两年里，尽管对政治也有兴趣，但主要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
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东北地区被占领，他明白自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他遇到了地下党员夏尚志，通过夏尚志的引荐加入了共青团，随后参与了进步读书会，并帮忙组织学生会的活动。
年末时，经夏尚志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共产党。随后，根据组织的安排，他成为了北京大学抗日学生游行的总负责人。
在一个炎热的1932年夏天早晨，李时雨站在北大红楼的讲台前，面对着一群举着标语的年轻人，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
同学们，虽然我们没有钢枪，但我们有比钢枪更锐利的武器，那就是信仰和团结！
那次游行让整个北平城都震动了，日军的驻军加强了戒备，国民党特务也在四处打听“李指挥”的身份。可是，游行结束后，“李指挥”却突然消失了，再也没人见过他。
没人知道，他已经坐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开始了一次新的、充满危险的抗日行动。
在哈尔滨，李时雨的工作是带领铁路工人干扰日军的运输线路。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1932年8月，他装扮成搬运工，带着几个工人悄悄进入了兴隆火车站。
那一晚，他们悄悄解决了好几个日军守卫，还用炸药炸毁了两节装满武器的火车车厢。
这次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打乱了日军在黑龙江的军事部署，他也因此被日军列为重要通缉目标。
任务完成后，李时雨悄悄回到了北京政法大学，继续以学生的身份隐藏自己的秘密工作。
隐藏在敌方内部
1934年，李时雨在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后，接到了一个新任务：潜入东北军，收集情报。
李时雨没有当过兵，但要进去可不容易。他想起在老家认识的一个同乡，这个人正好是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
在他的老乡帮助下，他成功进入了东北军，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但已经能够进入重要的办公区域了。
几个月下来，李时雨默默地记录下了每一次会议的通知、每次调动军队的情况以及每位重要军官的言行。
他记性超好，一晚上能记住五六页复杂的密文，第二天就能准确无误地写出来交给团队。
1936年年末，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将蒋介石软禁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国家。
东北的军队突然变得一团糟，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整顿。这时，李时雨收到了秘密指示，告诉他必须尽快离开那支军队，去加入北京的地下党组织。
他整理好简单的行囊，在深夜启程，没想到走到天津时，听说“七七事变”爆发了，去北平的路都被封了。
原定的见面计划泡了汤，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暂时躲进一家旧书铺，靠点积蓄勉强过日子，等待组织的新指示。
几个星期之后，天津被占领，一个新的由日本人控制的“治安维持会”开始公开招聘人员，吴光粥成为了总务科的科长。
这个名字让李时雨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吴光粥是他当年在东北军的老战友，他们曾经一起工作过一年。
吴光粥主动登门拜访，他非常欣赏李时雨。当时，日伪政府刚建立，急需识字且品行端正的人才。
于是吴光粥就把这位朋友推荐到了天津检察院工作，并且还特意帮他申请了一个带有日伪印章的特别通行证。
这张证件，在当时就像一把“尚方宝剑”一样重要，不仅能让你畅通无阻地进出城市的各个主要道路，甚至还能通过一些军事检查站。
不久，党组织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要把一些无线电设备送到延安，而最安全的路线是经过天津。
李时雨自告奋勇，他编了一个妻子在外、牵挂成病的借口，向院长诉苦，希望能“暂时借用一辆公车”去接妻子。
院长觉得李时雨平时做事很小心稳重，就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李时雨马上联系了当地的地下党，把通讯设备拆分成几部分，然后藏在了车里的隐蔽角落。
当车队出发时，几个日军巡逻队员在路口拦下了车辆进行检查。李时雨镇定自若，用流利的日语与他们交谈，并出示了通行证，顺利通过了检查。
设备成功运到了延安，他则返回天津，继续以检察官的身份秘密活动在敌占区。
1939年，李时雨已经在检察院站稳了脚跟，但要是只能待在外围，他的情报价值终究有限。
这时，他注意到了陈公博这个名字。陈公博原本是国民党的元老，后来投靠了汪精卫。他急需一些既懂法律又能处理复杂文件的得力助手。
李时雨抓住了这个机会，有意无意地通过一些中间人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和忠诚。
陈公博先生
在一次汪伪政府内部的法律草案讨论会上，李时雨被安排负责记录会议内容。
他不仅完整记下了会议的每一个环节，还当场指出了一个条文逻辑不通的问题，并且表达得很简洁准确。
陈公博立刻点了点头：“这个小伙子挺不错的，是个有学问的人。”
从那以后，李时雨经常被邀请参加法律讨论和文件编写，逐渐成为了汪伪政权里的关键人物。
到了1940年，汪伪政权正式建立，李时雨被选为立法委员，开始真正参与到政策制定中。
当消息传到延安，大家议论开了：“时雨这次爬得太高，会不会惹上麻烦？”
李时雨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害怕自己职位太高会露出马脚，心里有些发慌。
李时雨
他偷偷写了一封电报，说出了因为身份特殊而感到的担心，希望组织能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做。
几天之后，上级领导回复说：“职位越高越好，勇敢地向前迈进，随时等待指示。”
短短几句话，却让李时雨心中的疑惑瞬间消散了。
他终于认识到，这次隐藏的目的不是为了躲避，而是要深入敌方核心，获取最重要的信息。
陈公博越来越看重李时雨，甚至在私人宴会上公开表扬他，说他“才智出众，堪当重任”。
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他回来后，把一张密电的草稿藏在了床头的抽屉里。
1941年，他获得了“少将”的军衔，成为了汪伪政权中少数同时担任军政职务的人之一。
日军的驻扎变动、汪伪政府的粮食调配情况以及军统的秘密指令内容，这些重要信息都是通过他传递到延安，让党的战略决策越来越准确。
军统的骨干力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汪伪政府也就跟着垮台了。
李时雨本以为能够摘下面具，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然而命运又一次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汪伪政府的老部下余祥琴害怕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急需找到一个靠山。而李时雨就是他精心选中的伙伴。
余祥琴一句话就把李时雨拉进了国民党的军统局：“咱们还是另寻出路吧。”
国民党这时就像一只受惊的鸟，急着想要招揽所有有用的人才。
李时雨的简历上写着他是立法委员、法务专家，还曾在汪伪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再加上余祥琴的大力推荐，不久后他就被引荐给了军统的头目戴笠。
后来，军统派人调查了他的背景，发现他曾经是东北军的一个小军官，之后为汪伪政府工作了很多年。他的立场不是很明确，但他的行为和一般的政客差不多，还算可靠。
随后，李时雨正式加入了军统组织，担任“上海区二站社会组”的负责人。
这个岗位虽然不起眼，却是收集一线情报的重要地点。这里成了他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传递关键秘密的关键点。
李时雨表面上对戴笠非常恭敬，但实际上却在偷偷改变信息，避开目标，甚至故意提供错误的情报，帮助中共保护重要人物。
在内战期间，军统经常对中共进行重点打击。李时雨利用自己掌握的情报，将蒋介石的军政动向一点点传递给延安。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接替他的毛人凤很快就开始处理戴笠的旧下属。
对于那些背景复杂、行为诡异的人，都要进行调查，李时雨也在其中，很快就被秘密逮捕了。
铁椅、水牢、压杠子、灌凉水，一个个酷刑轮番上阵，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出一个字。
军统既不敢轻易杀了他，也不愿意直接放人，最后找了个“证据不足”的理由，把他转送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判了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非常艰难，但他依然保持镇定，每天默默背诵《道德经》，和狱友聊以前的案子，尽量装成一个普通的犯人，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到了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接近瓦解，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几乎到了停滞的地步，连狱警的生活都无法得到基本保障。
因此，政府决定释放服刑不超过15年的轻罪犯，李时雨也因此获释，重获自由。
李时雨出狱后，并没有立刻回到延安，而是选择继续隐秘自己的身份，在上海悄悄接触过去的国民党高层，劝说他们看清局势，加入新的政权。
很快，军统剩下的人员发出了秘密指令：“一定要除掉李时雨。”
幸好，他一直有警惕的同志守卫着，当得知有人要暗害他时，他和妻子立刻被转移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终于联系上了当地的同志，几天后，他带着重要信息，踏上北上的旅程，穿过封锁区域，回到了北平。
1949年春天，北平解放了。李时雨站在中南海的门前，郑重地向党组织报告：
李时雨已经回到队伍，请给个指令。
经过多年的秘密行动、无数的危险和几次险些丧命，他终于可以挺直腰板说：我是共产党员。
他在暗夜中隐藏了十五年，扮演着敌人最信任的顾问角色，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李时雨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忠诚不是靠喊口号体现的，而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能坚守自己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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